时一样地平静。她心里太好过了，她希望这种有生以来第一次经验到的特大欢喜，永远就像它刚来到那时那样生动有力地藏在她的心里。她害怕这种幸福会减退，所以尽可能地迅速地要将它关在自己的心里，就像捕鸟的猎人把偶然捕到的一只珍贵的好鸟关起来一样。
“吃饭吧，巴沙！你还没有吃吧？”母亲慌忙地说。
“没有。昨天，看守告诉我今天可以出来，所以也没有吃也没有喝……”
“我回来第一个遇见的，是西佐夫老头子，”巴威尔讲述着。“他看见了我，就从街对面走过来和我打招唿。我对他说：‘我是危险人物，被警察监视着，你现在和我在一起要小心点。’‘不要紧，’——他说。关于他的外甥，你猜他是怎样问的？他说：‘菲奥多尔在那里行为好吗？’于是我说：‘在监牢里怎么才叫行为好呢？’他说：‘就是他在牢里有没有说什么对同志们不利的话？’于是，我和他讲，菲佳是一个忠实而聪明的人。于是，他摸着胡子，傲然地说：‘我们西佐夫一家，决不会有没出息的子孙的！’”
“他是一个有头脑的老人！”霍霍尔点头说。“我们经常跟他聊天，——是个好人。菲佳大概就会被放出来的吧？”
“我想，所有的人都会给放出来的！在他们手里，除了依萨的报告之外，什么证据也没有，而依萨又能说出些什么呢？”
母亲在屋里踱来踱去，一直望着她的儿子。
安德烈听着他说话，反背着手，立在窗子旁边。
巴威尔在房里走着。他的胡子长得很长。一圈圈又细又黑的胡子，密密麻麻地长在两腮上，衬得他淡黑的脸色略微白了一些。
“坐吧！”母亲把滚热的食物放在桌上，朝儿子吩咐。
在吃饭的时候，安德烈讲起了雷宾的事情。他讲完之后，巴威尔不无遗憾地说：
“假如我在家里，我是不会放他走的！他带了什么东西走的？他怀着满腔的愤慷和一颗煳涂的头脑走了。”
“哦，”霍霍尔苦笑着说，“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，并且他自己也已经跟他内心的那些狗熊似的意识做过长期的斗争了——要使他改变可不容易……”
他俩又开始用母亲听不明白的话争论起来了。
吃过饭后，他俩更激烈地把一些像是噼噼啪啪的冰雹似的难懂的话抛向对方。有时，他们的语句很简单。
“我们应该半步也不后退地在我们的路上前进！”巴威尔坚决地说。
“这样，我们在途中要遇到几千万和我们作对的……”
母亲细心地听着他们辩论，知道了巴威尔不太喜欢农民，而霍霍尔偏庇护他们，主张连农民也得给予教导。对安德烈所说的话，她懂得多些，而且觉得他是正确的。可是每当他对巴威尔说了些什么话的时候，她总是竖起耳朵，屏住唿吸，等待着儿子的回答，想早点知道霍霍尔的话是否使他生气。但是他们两个，还是照样毫不生气地互相地嚷着。
有时母亲问她儿子：
“巴沙，真的是这样？”
他带着笑回答：
“真的是这样！”
“您呀，先生，”霍霍尔用一种亲切的挖苦的口气说，“您吃得多嚼不烂，都横在喉咙里了。你喝点水冲冲吧！”
“不要开玩笑！”巴威尔告戒他。
“我现在的心情好像是在追悼会上！……”
母亲静静地笑着，摇了摇头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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