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

　　这位兄台一脸的狂热，两眼都快冒出火了，左边眼里写着“野心”，右边眼里写着“扩张”。他激动的说道：“孙主任，这片次大陆有着广阔的优质耕地和丰富的资源，落在他们手里就是白瞎了。反正印度人生来就是要被别人统治的，他们世世代代已经习惯了被别人统治，所以他们不会介意再把主人换成我们天朝吧。”

　　这个年轻人叫白墨，字子殊，籍贯河北涿县。父辈是北洋系官僚，在投降之后因为审查不合格，并未复用，不过也没进去，自己拿着多年宦囊所积去购买星科的设备和技术，办起一家打火机厂。白墨本人却是在新中国长大的，眼看着节节高升的国力和日益提升的生活，对新中国的感情很高，在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之后，更是成了一个科社主义的铁杆信徒，和父辈的三观不同。

　　白墨大学阶段是在汉京大学，主修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，毕业后在外交部任职。他这次过来的任务，是帮助考古队协调与当地政府的关系，以及处理一些对外交涉的事务。这家伙是个狂热的大国沙文主义者，他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情怀，比那些老牌列强的外交官也毫不逊色。

　　孙殿英听到白墨这话，心里也是微微一动，不过他很快就稳住了情绪。他今年都四十多岁了，早就过了中二的年龄，而且又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，对于这种问题是很理智的，于是笑了笑说道：“白代办，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古迹发掘出来，带回国内去保护起来……”

　　他悲天悯人的说道：“哎，当地人民已经无力保护这些古代的文物了。看吧，连这座神庙都变成废墟了，所以保护此地的古代文物不受破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……”

　　在国内革命阶段，孙殿英最初是在北京情报站站长范含（现任中社部部长）手下当外勤特工，还参加过逮捕汪兆铭的行动。为了给手下找掩护身份，范含在北京几所大学里走通关系，给手下的一些年轻特工们都搞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，不过大多数特工都只是把这个当成掩护身份，根本没有当回事，连学都不去上。只有少数人才是真正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学习，这其中就有孙殿英。他当时在北京大学，靠了那个掩护身份学习考古专业，是真正的考古，还参加多次现场发掘工作。

　　后来在革命胜利前夕，孙殿英被北京情报站推荐到了武昌革命军指挥学院（中国国防大学的前身）学习，毕业之后就在军事情报局工作。后来特考委需要补充一个现场负责人，要求是有情报工作经验，忠诚度高，最好是老革命，并且熟悉考古业务，且有较强的随机应变能力。孙殿英同志就脱颖而出了，他完全符合这些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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